人才研究 | 习近平人才制度思想对北京市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启示（二）

三、制度变革是引领人才发展的必由之路

根据Adecco集团、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和新加坡人力资本领导能力研究院（HCLI）联合发布的2017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在118个被纳入的国家中，中国的人才国际竞争力排名第54位，相比美国（第4位）、澳大利亚（第6位）、加拿大（第13位）、新西兰（第14位）、德国（第17位）、日本（第22位）等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而差距背后涉及的诸多要素中，人才制度之间的较量是关键。

国内外实践表明，人才制度建设是打造人才竞争力的核心。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建立了一套保证人才得以重用的制度，即军功爵位制度，其不论出身、不论贵贱、按作战功劳的大小授给爵位，一定的爵位具有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商君书·赏刑》曰:“利禄官爵专出于兵，无有异施也”。正是由于论功行赏的人才制度，助推秦国走上了一统天下的道路。放眼海外，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延揽大量人才，其根本就在于成熟的人才制度，尤其是开放、稳定的移民政策，成为美国吸引人才的杀手锏，吸聚着全球人才追寻“美国梦”。尽管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移民政策有所收紧，但他也一再强调，“不欢迎无证移民，但是欢迎合法移民，尤其是那些有才华（highly skilled）的移民，是不拿福利的移民”。因而，可以预见，美国未来仍然会对全球人才敞开大门。

应该看到，我国近年来的人才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如国家“千人计划”等在全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迄今已引进7000多名专家。但正如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David Zweig给美联社的一封邮件里所提到的：“我认为千人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从海外招募而来的全职人员普遍优于本土人才，不过最优秀的人才尚未回到中国。”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当前人才发展的瓶颈，世界级顶尖人才仍然短缺。我们缺乏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原创引领、能够取得开创性成果的科学家、企业家，直接导致了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相比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

以多年来国人一直热议的诺贝尔奖为例，截至2016年，911名诺贝尔奖得主中仅有14位华人，其中更是仅有两位是由我国自主培养的，其他12位均为外籍华裔。而发达国家的诺贝尔奖得主数量又如何呢？美国有324位，英国116人，德国103人。就连国土面积只有相当北京大小的以色列，也在20年的时间里培养出10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一巨大落差形成的根本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我国人才制度的欠缺所引起的人才发展生态的不稳定性、不平衡性，进而导致人才在发展过程中心浮气躁。比如，以论文数量定职称、以僵化的科研制度控经费等现象，使人才的精力浪费在如何应付考评、如何使用科研经费等问题上。2017年4月20日，世界著名学术机构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宣布撤回旗下医疗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于2012年至2015年发表的107篇学术论文，撤回理由是这批论文涉及同行评议造假。而该声明所附的撤稿名单显示，被撤回的论文全部与中国医疗研究机构相关。这一事件引起了国内关于医疗卫生人才评价考核体系的思考，是时候该撤掉“论文”这个职称评审的“紧箍咒”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写到的，“人朝什么方向发展,怎样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社会条件。”其内涵反映了人的发展对社会条件的要求，而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人才制度建设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从以往探索与实践中抽丝剥茧构筑人才发展价值体系的必然选择，也是人才发展意识流系统化、普适化的结果。新时期，我国正在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在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各个工作环节的探索与实践中取得了诸多成效，但制度化的环境尚未形成，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还需深入推进，“要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尽展其长。”简而言之，要实现建设世界人才强国的目标，以制度变革引领人才发展势在必行。

四、世界人才之都建设必须厚植制度优势

面向全国，首都北京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明显，但却不是国内最具竞争力的城市。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公布的2016年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为上海，其次分别为香港和深圳，而北京位列第4。根据2014年以来的数据，北京从2014年的第6位上涨为第4位，而上海则超越香港位列第1位。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的快速崛起不可避免对北京形成人才竞争压力，北京建设世界人才之都的道路任重道远。

立足自身，北京正迈入全面贯彻落实“四个中心”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关键阶段。全面落实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引领经济新常态，都迫切需要层次更高、结构更合理的人才队伍引领支撑。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才制度建设思想，为北京的人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北京建设世界一流的人才之都，就必须要抓紧人才制度建设，以一流的制度、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环境，打造一流的人才发展生态，使北京不仅成为人才的向往之都，更应是人才的聚集之都、人才的发展之都。

新时期，无论是参与人才竞争，还是推动自身长足发展，北京都迫切需要以人才制度建设奠定人才发展的优质生态。北京应深刻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制度建设的思想，深入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大力破除阻碍人才发展的各种藩篱，形成有利于人才发挥最大效能的制度环境。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就是既摆脱了环境的限制，实现自身的意志与行动自由，同时也达到了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种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状态。而这正是我们所倡导的最优的人才发展环境。因而，北京应着手推动人才制度建设，在破与立、放与管、扬与弃的制度变革中推进各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使人才的发展与环境的建设相互适应、相得益彰，使北京真正成长成、成为世界一流的人才之都，成为世界人才的向往之都、人才的发展之都。

以法治思维引领人才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好，则人才散、事业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人才环境的组成要素，法治环境的打造至关重要，是人才制度建设中最具有执行力的部分，也是最有效率的人才保障环节。纵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其高度发达的现代法律法规及制度体系为人才成长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因此也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人才。北京建设世界一流的人才之都要聚焦欧美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人才制度建设经验，学习借鉴、消化吸收、转化创新。北京支持人才发展的政策自2008年以来陆续出台，“海聚工程”人才引进计划及诸多人才新政，不断为人才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政策相比法规而言，一是稳定性不足，二是执行力度不够。因此，为保障一些好的经验、政策、举措等能够进一步得到实施，北京还需抢占人才工作制度建设的制高点，大力推进人才立法工作。一是加快《北京人才发展促进条例》的立法进程，既要总结促进人才发展实践中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将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通过立法固定下来，形成长效机制，也要通过立法突破影响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对人才投入及人才发现、评价、培训、推荐、咨询等作出明确规定；二是进一步研究探索专项法的制定，针对人才工作的特定领域、人才发展的特定支持，有重点、有步骤地推动相关法条的逐步推行，成熟一项就推出一项，以切实起到促进人才发展、保障人才权益的作用。

以开放理念优化人才制度环境。随着北京国际化发展步伐的不断加速，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要求北京以更大力度集聚国际化人才，打造一个适应国际化人才发展、与国际接轨、具有一定国际竞争优势的人才制度环境。按照国际大都市的惯例，至少应有5%以上的常驻外籍人口，而这一指标无论北京、上海还是深圳、广州等都没能达到。据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布数据，截止2015年底，北京常住外籍人口达到6.5万人，占常住人口总数0.3%，与东京、巴黎、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相比在人口多元构成方面仍有较大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北京对于国际人才的吸引力仍然有限。进一步推进人才国际化发展，北京迫切需要以更加开放的理念不断优化制度建设环境，培育有益于国际人才创新创业的制度土壤。一是建议进一步推动外国人出入境管理制度改革，理念上由“管理”向“服务”转变，工作内容从前端向后端转移，由当前的出入境制度建设逐步向打造适宜外籍人才创新创业的制度化服务转变，从出入境、就业、创业、生活服务、社会保障等多个环节入手，形成覆盖外籍人才出入境及工作、生活、学习的全流程式创新创业生态，让外籍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二是建议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评价制度。人才评价与国际接轨，不仅有利于避免因标准不对接导致海外业务受阻，也有利于形成适宜国际人才自由流动的制度体系。北京应积极融入国际人才评价体系，尤其在工程机械、电子设备、建筑设计、食品安全等专业技术领域，在继承与发扬的基础上率先突破；在人才评价模式上，摒除以僵化的指标体系作为标准的评价方式，积极采取国际同行评议、市场化评价等世界通行的评价模式。

以改革创新重塑人才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吸引人才”。北京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必须建立兼具开放性与灵活性的人才制度，“广开进贤之门”。人才制度的建立，首先要改变政府包办一切的人才管理思路，厘清在人才工作中，哪些是政府应当做的，哪些应交由市场运行。一是要切实按照中央所规范的强化政府人才宏观管理、政策法规制定、公共服务、监督保障四大职能，建立政府人才管理清单，将政府在人才管理过程中的权利、义务、责任等以明确的规章形式出现，确立政府新的职能定位，构建新型人才管理制度体系。二是大力发展和培育人力资源市场，切实发挥市场在人才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目前国家人社部已批准建设8个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尤其是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仅2014年营业收入高达200亿，税收高达6.66亿，集聚了大批国际、国内著名人力资源企业入驻，不但创新了行业发展模式，使产业园成为上海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使上海成为全国的重点人力资源服务枢纽。北京作为首都所在地，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蕴含着大量的人力资源服务需求，而目前人力资源服务业整体规模偏小、服务供给不足、行业竞争力偏弱等问题普遍存在，制约着北京的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因而在“十三五”时期，建议北京市着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给政策、做引导、严监督、实保障，着力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进而推动人力资源管理职能更多的向人才市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人力资源行业协会等转移。

以区域合作打造人才制度特色。雄安新区的推出，是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重大部署，意在通过雄安新区的崛起打造河北经济增长极，形成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互补融合的京津冀发展新格局。北京正在全力配合中央部署，推进非首都功能在雄安新区落地。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逐步深入推进，北京应进一步将区域人才合作的探索与实践纳入制度建设轨道，打造北京人才工作的3.0版本。一是建议北京联合雄安新区打造新型人才综合管理改革试验区，着手就人力市场培育、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合作，比如伴随一些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向雄安新区转移，可考虑通过双方合作推动专业技术人员选拔、任用、评价、激励等机制的改革；再比如一些在北京难以突破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问题，包括全面试行居住证制度、探索个税改革等等，可以在雄安先行先试，形成开放、包容、创新、灵活的人才制度环境，进而推动相关政策逐步向北京覆盖。二是建议建立北京对雄安新区的智力支持机制，充分发挥北京地区高端智力资源集聚的优势，定期组织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国家 “万人计划”专家及知名企业家等赴雄安新区开展智力对接活动，促成一些项目落地雄安，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雄安建设，全力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支持。三是建议北京与雄安新区建立科技创新人才联合培养机制，一方面促成一些高校资源、科研资源向雄安新区辐射与转移，另一方面以北京的高校、科研院所为依托建立科技人才培养基地，可通过定向培养的模式，为雄安新区提供科技人才储备。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全球化的视野对人才制度建设进行了系统、深刻的阐述，涉及引才、育才、用才等人才发展的各个环节，用辩证的方法科学阐释了如何识人、用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工作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释放出强烈的“开放引才”信号，彰显了中国作为东方大国在聚才、用才上的博大胸怀，其气度、眼界、魄力前所未有。进入新时期新阶段，北京正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世界一流的人才之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人才思想体系，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

（作者：陶庆华 北京市人大常委、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北京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华夏国际人才研究院院长。本文刊登于《北京人才发展报告（2017）》）